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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余淼杰教授接受財聯社專訪，現將原文轉載如下：

財聯社7月22日訊（記者郭松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7月21日《決定》全文出爐。《決定》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提出了更為細節的論述。

圍繞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等話題，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接受財聯社記者專訪。

以下為訪談實錄：

此次三中全會亮點之一就是指明了改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

財聯社：對于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你有哪些體會？

余淼杰：我認為此次會議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指明了改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公報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的前景。這兩者之間是辯證統一螺旋式上升的關系，換言之，改革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永續發動機。

黨的二十大報告從五個方面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屆三中全會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強調十四個方面重大改革舉措。

“繼續鞏固并擴大制度型開放”

財聯社：《決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高水平對外開放，高在何處？從哪些角度理解？

余淼杰：首先，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我們主張“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帶發展”。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開放的重要依托，這決定了國家是凈進口國還是凈出口國，而這又取決于企業實力。若企業不能實現經濟規模遞增，市場規模擴大反而增加對外國產品的需求，使國家成為凈進口國；若企業能夠實現規模經濟遞增，就可通過將所生產的差異化產品銷往全球各地，國家則成為凈出口國。

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雙循環的有機統一，即利用國內統一大市場和國際市場，以內循環促進外循環的形成，其中內循環是動力，而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則是確保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關鍵起點。

其次，繼續鞏固并擴大制度型開放。過去的開放主要是要素型開放，借助勞動力資源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隨著市場規模的持續擴大，我們不僅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還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制度型開放不僅涉及要素型的比較優勢，更包括在規則、規制、標準、管理四個層面的開放：規則講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規制講的是國內特殊例外條款；標準講的是行業的標準；管理講的是企業的管理。從這四個方面對標對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或其他高水平經貿協定來推進改革。

應更加重視國民生產總值（GNP）

財聯社：在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有哪些建議？

余淼杰：具體而言，我建議未來在評估經濟發展時，除了關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還應更加重視國民生產總值（GNP）。隨著越來越多的國企和民企“走出去”，海外收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GNP）。對開放度高的國家，國民生產總值（GNP）往往會遠大于國內生產總值（GDP）。

此外，外商投資和對外體制改革應包含諸多方面的具體措施，如，“一帶一路”倡議中陸上絲綢之路的重點是向東延伸，海上絲綢之路則重點在向北拓展，東北地區作為海路大通道，將成為國內的戰略重心，是順應時勢發展的必然選擇。

財聯社：《決定》第二部分第6條強調，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那么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

余淼杰：我認為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是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要從四方面發力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一是構建要素市場的國內統一大市場，這是起點。二是堅持產品和服務市場的統一，這是重點。三是降低各類交易成本，包括顯性交易成本和隱性交易成本，這是過程。四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是方式和保障。

需注重逆周期貨幣政策和利率的市場化改革

財聯社：《決定》明確，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如何看待宏觀調控和政府治理的區別？

余淼杰：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也要有所區別。政府的治理是國家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并不完全相等。鑒于此，我們既要強化宏觀層面的政府治理能力，也要精準實施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控。

宏觀經濟政策一般會涉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常兩者要相結合。比如，針對目前經濟形勢，我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本屆三中全會對財政政策做出的部署，提出要推進財稅方面的改革。在部署財政政策改革方面，未特別強調貨幣政策，而是將其納入更廣泛的金融范疇。統籌推進財稅和金融領域改革，將貨幣作為金融改革工具，與金融強國緊密相關，需注重逆周期的貨幣政策和利率的市場化改革。

城鄉協調發展是大勢所趨

財聯社：此次全會還提出，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據你觀察，這背后有何現實邏輯？

余淼杰：這次全會特別強調了其中的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因為信息化是賦能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工具，農業現代化是保障，因此更加強調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如果工業化過快、城鎮化滯后會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多、供給不足，工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無法實現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和效率最優化。

反之，如果城鎮化過快、工業化不足，就會導致城市“就業難”，貧困人口聚集以及社會不穩定。

因此，協調發展是大勢所趨。目前，我們處于工業化相對超前而城鎮化不足階段，面臨鄉村空巢化的挑戰，因此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全面振興關鍵在于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實現雙向流動。

那么農村與城鎮要素如何交換？比如，農村擁有優美的生態環境，是建設美麗鄉村的關鍵要素，這也對城市居民具有極大吸引力，鼓勵他們在此租房購房，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些舉措一氣呵成、環環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