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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方周末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余淼杰教授，現將原文轉載如下：

“新質生產力不能簡單等同于一個或幾個特定產業，只要能替代或提高舊生產率的，都是新質生產力。”

通過體制機制的建設完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獲得感，也要給企業一定的容錯率，減少約束，避免過重懲罰。

“因人制宜出臺人才政策，形成天下英才盡可用之的態勢。”

新質生產力，即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視覺中國/圖

“三中全會圍繞著如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行改革布局，這就涉及改革要提供的動力系統。”2024年7月18日，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后，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向南方周末記者分享。

他所說的動力系統，就是指“新質生產力”。2023年7月，“新質生產力”一詞出現在公眾視野，2024年3月又被列入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十大任務之首，并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頻繁提及的關鍵詞。

7月21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全文（下稱《決定》）中，將新質生產力概括為“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

過去一年里，新質生產力的意涵不斷豐富、完善。《決定》中列入新質生產力范疇的，包括前沿及顛覆性技術、未來產業、戰略性產業，以及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

與“新質生產力”這一動力系統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建設，也是本屆三中全會的重點。《決定》提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促進先進生產要素集聚

生產力的革新，就是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新質生產力不能簡單等同于一個或幾個特定產業，只要是能替代或者提高舊生產率的，都是新質生產力。”

生產力提高的背后是先進生產要素的聚集，“數據”正是先進生產要素之一。貴州數據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湯寒林將“數據要素”比作農業社會的土地、工業社會的石油，“現代社會爭奪的就是數據。”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湯寒林出身于礦工家庭，父親每次下礦井，全家人都為他提心吊膽。他預感，過去的這種場景將在未來5-10年內消失，由專業的機器人取代人工挖礦，生產效率和安全程度都將大大提高。

實現這般巨變，離不開數據。相比人類，機器人能根據礦井的溫度、濕度、氣候以及瓦斯濃度等各類場地數據做出判斷，自動完成下井后的采礦操作。

數據提升生產效率的案例已在湯寒林身邊出現。他有一位同事，住在上海郊區，每天早上開車到市區上班，當車輛行駛在高速時，這位同事便開啟輔助駕駛，直到將出高速口時，才自己接過來開。這類技術背后同樣是足夠多的駕駛數據作支撐。

數據寶是一家從事政務數據代運營的企業，涉及數據生產、加工、流通及利用整個環節。數據產權界定，一度是整個行業發展的“攔路虎”。

2022年“數據二十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發布，明確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數據產權制度框架，通過淡化所有權、強調使用權，聚焦數據使用權流通的創造性提法，解開了整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的枷鎖。

2023年8月，財政部發布《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明確數據資源的確認范圍和會計處理適用準則等，意味著數據資源可以作為資產計入會計報表，為企業數據開發利用提供了動力。

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度。

“三中全會為解決這些難題指明了方向，但還有很多細則需要完善。”湯寒林以確權問題舉例，現在解決了給不給證的問題，但還沒解決誰來給證的問題。比如，房產的確權有房管局發證，但數據資產該由哪個部分發證？給證的標準又是什么？

目前，數據寶的產品以數據產品知識產權形式掛牌，除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外，能夠出證的部門還有工信部旗下的電子知識產權中心。問題是，知識產權只能為勞動成果確認，也就是只能確認加工權，無法確認持有權。

在湯寒林看來，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已然出現，但束縛生產力的制度規則問題仍需不斷調整和完善。

數字技術提升傳統產業效率

工業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科技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

《決定》提出，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建設一批行業共性技術平臺，加快產業模式和企業組織形態變革，健全提升優勢產業領先地位體制機制。

區別于傳統工業追求規模擴張的增長方式，新型工業化既要實現量的增長，又要注重質的提升。為工業發展模式轉變提供動力的是數字經濟與新一代信息技術。

工業軟件服務于工業生產全流程，是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工具，可分為生產管理類、信息管理類、售后維護類及研發設計類。

“90%以上工業研發設計類軟件是國外進口的。”深圳十灃科技有限公司CMO（首席市場官）榮劼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以往中國生產的許多產品主要參考國外的成熟設計，再借助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價格打下來，生產過程也較少關注設計的原理，導致國內產品同質化，又與國外產品存在一定差距。

深圳十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國產工業仿真軟件研發的企業。工業仿真軟件屬于研發設計類軟件，國產替代率較低，一旦遭到海外“卡脖子”，將對制造業企業研發生產及創新體系帶來沖擊。

工業仿真技術本質上是一種計算工具，通過計算力的變化來測算產品性能。如車輛的油耗和續航能力都與車輛行駛中空氣對其力的作用有關，受到的阻力越強，油耗越高或電池的續航越差。

車輛受力情況又與車體結構的設計相關。通常來說，車身越輕盈能耗越低，但出于安全性考慮，車輛最好重似坦克，行得穩又撞不壞。尋找性能與安全的平衡，需經過廠商反復進行物理測試，工業仿真軟件則讓這一過程的效率顯著提升、經濟成本下降。

在推動創新創造上，工業仿真技術也能發揮關鍵作用。榮劼提到，研發流程的標準化、數字化、智能化，能把過去研發經驗沉淀下來，方便研發人員在已有基礎上產生新的創意和想法。

榮劼把工業領域的轉型升級理解為兩點，一是生產的降本增效，二是賦能創新創造。要實現這兩方面，研發工具至關重要，既要做到數據越跑越快，又要做到越算越準。

實現“快”和“準”并不容易，前者依賴強大的算力能力，后者要借助龐大的實驗數據及各行業豐富的真實案例校準，反哺算法改進，最后還需足夠長的時間發展迭代。工業軟件發展，對于算力基礎設施及數據開放、流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決定》也已明確指出，建設和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促進數據共享。

現代化工廠流水線上的工業機器人。視覺中國/圖

需要怎樣的制度?

“當前的生產關系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建設改善制度機制就是調整生產關系的表現。”鄭永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為更好地適應新質生產力，《決定》提出建設、完善多項體制機制制度，包括健全因地制宜發展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因地制宜發展生產力”的提法已不陌生。陳耀將其總結為“三要、三不要”：要先立后破，不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根據本地資源稟賦、條件，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不要一哄而上；不要只盯著一個模式，要用新技術提升傳統產業，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

但究竟需要怎樣的制度來加以保障？

陳耀表示，最重要的是針對重大的新質生產力，國家要根據區域基礎及其優勢，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尤其是在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上，出臺明確的頂層規劃。像算力、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關鍵領域，對所在區域的自然資源稟賦要求較高。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遭西方“脫鉤斷鏈”影響，國家在制度機制的頂層設計上，要加強戰略腹地的建設，加強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化水平和創新能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地方政府也要結合當地的產業基礎和條件去發展適合當地的新質生產力。

除了發展新興產業外，促進實體經濟的數字轉型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課題。

榮劼在與多地合作的過程中接觸到不少中小企業，他發現當前中小企業數字化存在較大制約因素，最典型的是難以承擔數字化轉型的高昂投入。

目前，他們已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與一些地方政府及當地區域性重點企業開展合作，共同建設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賦能中心。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數實融合’。”陳耀介紹，各地原有的實體企業面對數字化轉型時，普遍存在不懂轉、不敢轉、沒能力轉的問題，同樣需要制度提供推進融合的技術指導、金融配套、人才支持。

目前廣東省正在全省推廣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鏈式模式”。 由龍頭企業、鏈主企業等大企業或數字化轉型服務商引領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和產業集群內中小企業協同數字化轉型。2024年，預計在全省推動9000余家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帶動10萬余家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

明確政府與市場的角色

鄭永年表示，此次三中全會的亮點還在于強調發展與監管的均衡，做到“既管得住，又放得開”。

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和企業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激勵約束機制。鄭永年提到，通過體制機制的建設完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獲得感，同時給企業一定的容錯率，減少約束，避免過重懲罰，這樣才能激發相關主體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動力。

在企業的科技創新方面，陳耀表示過去地方政府已關注到“從0到1”的顛覆性創新，這類創新填補產業空白，在關鍵核心領域突破“卡脖子”問題，自然要給到最大的激勵支持。對于從1到N的創新發展，只要符合高質量發展特征，同樣也應給予激勵。

此外，陳耀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應局限于技術創新，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包括發展全過程的創新，管理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制度創新同樣重要。

約束機制則為高質量發展劃定底線，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產業行為，往往影響著資源配置的結果。如果一哄而上發展相同產業，將造成龐大的資源浪費和同質化競爭。

鄭永年表示，與西方國家完全由市場主導資源配置不同，中國的政府和市場何時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具體細則有待后續完善。

湯寒林認為，像“東數西算”這樣的數據領域基礎設施只能由國家來投資建設，全民都能像使用公路一樣使用數據基礎設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前期投入巨大，單靠企業推動不夠，需要政府的支持。”

《決定》提到，要優化重大產業基金運作和監管機制，確保資金投向符合國家戰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

科技型企業通常帶有投資周期長、投資回報不確定性高的特征。

榮劼介紹，這類企業應以長期項目來看待，同時減少對投資方的約束，比如地方產投往往要求企業能反投當地，限制了自身投資外地科技型企業的機會；也有的要求投資機構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回報率，或強制規定退出機制。

“這都不太符合科技投資的規律，LP（有限合伙人）也需要對GP（普通合伙人）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有自由去投資更好的企業。”榮劼說。

鄭永年在采訪中說，“當前，地方國資的投資傾向投資3-5年，不利于形成長期資本、耐心資本，這往往與主政者的任期相關。壯大耐心資本的前提是需要形成耐心體制。”

科技人才教育一體化

“在諸多生產要素中，人才是關鍵要素。人才培育也是體制要解決的問題。”陳耀說。

工業軟件領域需要的是復合型人才，既要掌握力學知識，又要懂數學，還要懂軟件。由于中國自主的工業軟件發展較慢，這類人才此前較為缺乏，近些年來，企業憑借多次承擔產學研合作項目的契機，在自身發展之余也培養起一些人才。

榮劼曾在海外工作過一段時間。海外工業軟件公司的研發技術人員大多是華人面孔，但僅有少部分會考慮回國發展。原因主要是國內企業更傾向于吸引海外的高精尖人士或有足夠多的科研成果，但海外軟件人才大多數不具備這一條件，若能在人才引進政策上適當放寬，將有助于吸引海外人才。

《決定》也提到，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探索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

榮劼說，近年來有些院校也注意到工業軟件領域的就業需要，在學校開設有對口的院系專業，加上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加大，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進入行業。“經過五年、十年，很快就能培養出一批自己的工業軟件人才”。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發展新質生產力離不開勞動力水平提高，而勞動力水平提升有賴于全面創新體制機制，主要體現在科技、教育和人才一體化改革。

在吸引人才方面，《決定》提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人才交流通道。

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即由市場評價人才的貢獻，以此確定收入回報。

在培育人才方面，《決定》提到，推動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體化，加快建設“雙一流”高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上推動開放，鼓勵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學。

“因人制宜出臺人才政策，形成天下英才盡可用之的態勢。”余淼杰建議，可以借鑒海南自貿港的做法，通過稅收政策來吸引高端人才。